國際化的挑戰

A.M.Povolotsky是位年輕優秀的俄國研究人員，2001年夏剛得博士學位，已婚，有兩個小孩。2001年10月他獨自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工作，2002年夏天把太太小孩接到台灣，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租屋同住。我問他小孩有沒有上學，他說台北的美國學校太貴了，而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小學也無法上，因此只好在家裡自己教。我心裡想，長期下來這樣也不是辦法。2003年初，他跑來告訴我說他想辭職，先帶家人回俄國，五月初再到葡萄牙研究。我問他要不要帶家人到葡萄牙，小孩在那邊能不能上學？他說看看再說吧！也許那裡的學校比較便宜， 小孩適應比較容易。

亞美尼亞是與土耳其、亞塞拜然、喬治亞接壤的小國，人口只有三百萬人，居民以信仰基督教為主，但與居民主要信仰回教的伊朗關係不錯。2002年9月我到亞美尼亞參觀葉里溫國立大學(Yerevan State University，簡稱YSU)。該校副校長告訴我說，YSU及其分部共有一萬二千名學生，其中有二百多位外籍學生， 有一群伊朗學生在該校讀電腦，該校特別為伊朗學生用英語授課。台灣人口有二千三百萬人，有上百所大學，但有幾所大學有二百位以上的外籍學生呢？

2003年二月，我到國立新加坡大學訪問，該校教授告訴我說，新加坡有三百萬公民，有一百萬外籍人士在新加坡工作，新加坡大學約有百分之二十外籍學生。他說新加坡政府瞭解到三百萬新加坡公民中，能夠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有限，因此有各種獎助學金辦法吸引馬來西亞、印尼、印度、中國大陸等地的外籍人士到新加坡讀書和工作。

讀科學史的人都知道，許多極有創造性的工作是由二十到三十多歲的年青人完成的，而這一年齡層的學生或研究人員的小孩也正是需要上學的時候。台灣近年來雖然經濟上有些困難，但台灣的研究環境和薪資對許多國家的年輕人而言仍然有吸引力，如何在此基礎上，改善外籍年青人及其家人在台灣居住和求學（包括小孩）的環境，讓他們樂意在台灣求學或工作，也許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該去面對的挑戰。

Note: This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Science Monthly in April 2003.